②参见Thomas E.Baker,Jerre S.Willams：Co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a Nutshell（West Academic Publishing,2003,p298)。
监督权 作者简介：董茂云，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5) 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从根本上说，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监察权的性质，是在基于经验总结、理性认识、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来确定的。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应当对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保持足够的政治信任。《监察法》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监察委员会的形式只包括：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对监察委员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和质询。我国行政机关系统庞大，掌握丰富的人财物资源，行政机关主管经济工作，是国家中心工作——经济建设和发展工作的规划者和管理者。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中得到确认，一直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二)一府的配合先于制约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监察委员会在办理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执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23]参见前注[8]，王利明文。
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75条所描述的没有依据，实际上也符合至少是部分符合民法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锦江业余体校只是将锦江体育运动场的经营管理权出让与鹏森公司，内容并不涉及土地用途的变更。第三，民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照民法学通说，还要再进一步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此外要限缩解释为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非效力性的管理性强制规定，以及非强制的任意性或倡导性规定。深圳鹏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竞拍获得对锦江体育运动场的特许经营权。
对于实践中遇到的签订权限争议，比如，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出面签订的行政协议，合同法上规定的表见代理、事后追认皆有适用余地，[29]还可以将其视为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该条的适用应当尽量维持行政协议的存续，不得轻易判决行政协议无效。
且现锦江业余体校仍与农村集体续签了土地租赁协议，仍继续享有锦江体育运动场的经营权，故锦江业余体校与鹏森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基础仍然存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时指出：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锦江业余体校以锦江体育运动场属于在集体土地上进行非农业工程建设及经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六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本文以下所引与该案有关的一审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以及有关法院判决内容均引自该判决书。
行政机关在公法上的主体资格如果适格，因其实际上是民法上机关法人的平行迁入，行政机关据以签约的民事行为能力也相应得到认可。这显然与民法学上的相关共识有出入。2017年修正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12条第1款和201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行政协议规定》）第2条罗列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等有名行政协议，其中不少有过归法院民事审判庭审理的历史，它们其实都属于混合契约，[2]是兼有私法和公法关系的混合体，在无效规则的适用上也更为棘手，迄今未形成共识。又因为《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3条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
对此，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没有分别。对于已出现的法律状态变动，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我国《行政诉讼法》75条规定的作为行政行为基础的法律依据，一定是强制性规范，而非指导性规范，也基本上可以通过转介条款涵摄到我国《合同法》52条第5项或我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之中。[16]然而，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看，其更支持否定说。
……清城区政府已明确横荷街道办事处受其委托与盛兴公司签订《协议》，……横荷街道办事处与清城区政府均不具备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签约主体资格和行政职权历史上，依据权威的来源不同，有军政、民政、君政（帝制）、神权政治、党政和宪政，党国宪政是民国时期国描述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一个术语，这种观点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宪法文本上的支持。我国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体现[6]。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已成定论，总纲的规定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部宪法都以间接方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这些观点可归纳为四类：二元宪法、多元宪法、政党宪法和国家宪法。二是认为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在这里，遵循宪法的指导思想同遵循党的指导思想，二者并不存在任何差别[25]299。民主宪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渴望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宪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宪政的成功[6]。
其三，从宪法实施过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经历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在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再度认识到党性、人民性与法律性的统一，认识到宪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主张和意志，认识到宪法是党的主张的法律化，认识到我国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2007年党章修改确认了这一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党性、人民性、国家性即法律性三者关系认识上的重大飞跃。国家即法，法既代表国家意志也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即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还代表人民的意志，其理论表述为宪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其宪法表现为总纲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凯尔森认为，在纯粹法学看来，国家只是一个法律现象，国家是由国内的法律秩序创造的共同体，是一个法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各种阶级或者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
摘要: 宪法究竟是一元、二元抑或多元，其在理论上涉及宪法权威的来源，属于宪法本质的范畴。正是有了群众的广泛参与，才真正显示了我国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的体现[25]293。在理论上，该观点对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缺乏认识。双轨宪制说在反驳了中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和活的宪法的前提下，认为我国宪法是在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展开的。
其理论依据是孙中山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其规范依据是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规定的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多元宪法说将法律渊源与法治权威混为一谈，忽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事实。
政党宪法论将政党与国家割裂开来，与人民、与法律割裂开来，其结果是将政党视为一个凌驾于国家、人民和宪法法律之上的存在，等同于国民党时期一党独大的独裁统治，因而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四、政党宪法：去国家性和人民性 政党宪法说是二元宪法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名称并不完全统一，有时叫作政党法治国，有时叫作党国宪政，有时叫作单一政党宪政等[16]-[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首先，党性、人民性和法律性三者有机统一决定我国宪法权威具有单一性，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
党国宪政的实质是党治，其内在前提是，人民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须由国民党驯服引导，代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用这一名词概括中国的宪法实践在本质上的错误的，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虽然从政党宪法的名称来看，似乎是一元宪法论，但从其论述的内容来看，其实质是强调党国两立，因而将其归为二元宪法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的三者统一就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该条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五四宪法与其后历部宪法序言揭橥这一伟大的事实，而其清晰、明确化，则尤以现行八二宪法为最。习近平明确提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这意味着党性、人民性和国家性（法律性），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既表明国家的阶级本质，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结合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增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我国宪法的本质是党性、人民性与国家性（法律性）三者结合，说明我国宪法是一元宪法。五四宪法序言开篇即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